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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编者按:每一种商业文明都深植于民族的文化中,就此而言,商业文明的发展有早有晚,有快有慢,但并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差异并不等于差距。只要中国坚持开放的胸襟和眼光,勇于竞争,勇于创新,终有一日,中国的商业文明不仅令国人感到骄傲,注册送18元的彩票app也会成为世界商业文明的宝贵财富。7月22日,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做客人大重阳名家讲座,深入讲解商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深层关系,要点与讲座内容如下:

  1.商业文明从微观主体即企业或企业家范畴看,有四个支柱:创新、行为准则、合作秩序、文化传承。

  2.我所建立的基本商业文明的框架是“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将商业文明定义为以商业化的方法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福祉的实现。

  3.从制度资本的角度看,好的制度能够对资本力量的无度扩张进行制约,也能对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进行保护。

  4.我们制度环境的变革还没有完全实现,还要全面深化改革,离真正的营商环境的改变还有很长距离。“半法治半人治”的资源配置,导致中国有多个市场形式同时存在,而不是一个统一市场。

  5.从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外部因素的完善和优化,还是从企业家自身的责任感,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更良好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企业真正的创新能力的形成,还存在很大差距。

  秦朔:不断变迁的当代中国,实际是我们最大的学习对象。我在传统媒体工作了25年,做过杂志、报纸、电视、广播、括网站,2015年离开传统媒体,其实是希望用更多时间去思考、观察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创新,以及中国的进步。

  1990年我开始工作时在广州,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方,今天的很多世界500强,像深圳的华为、平安、万科,珠三角的美的、碧桂园、格力,我都是90年代开始跟踪观察的;2004年之后到上海工作,有机会实地体验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所以对整个中国商业发展和公司创新有一些切身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研究商业文明,逐步形成了一个框架。

  我的研究受到不同时代的思潮的影响。第一种是启蒙的思潮,1986年进大学,之前读高中时我就在看各种报刊、杂志,特别是《读书》和《文学评论》,受到现代化、现代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永远没办法磨灭。在你特别年轻的时候,对人的尊重,人人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的观念一旦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你的思想就无法再回到以前的非常单一、简单、约束的轨道里。这对我研究商业文明有非常大的关联。

  近现代历史上,人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人的平等,用在商业逻辑上就是契约精神,就是各种法人一律平等,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是平等的。熊彼特说过一句话,注册送18元的彩票app“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女王所穿的丝袜,普通工厂女工也可以购”,这就是工业化的基本取向,小众的、权贵的、少部分人享有的经济成果和福祉,慢慢走向大众,变得普世化。过去两三百年,人均预期寿命、新生儿存活率、中彩票app送88元彩金成人识字率等福祉指标一直伴随着商业文明持续往上走。

  我受到的第二种思潮、浪潮的影响,是主体性的觉醒。康德说过,“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所以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培养独立的观察、判断、思考,激发自己的思想活力、自由生命力以及实践探索能力。简单地把某国的今天作为中国的明天,其实是主体性遗失的表现。这些年我有机会目睹了很多非常小的企业,在所在领域里变成世界级企业,我意识到,给定同样的资源条件和竞争起点,中国企业家有可能比国外的对手做得更好。什么是同样的资源条件?就是同样的信息条件,同样的工具和方法,起点是近似的。今天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创新,但从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今日头条这些公司里,能看到很多创新。从制造业、生产资料、2B、2C等行业,可以看到真实的成长,真实的进步,就会非常自觉地萌发出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式创新的信心。

  第三,我在研究商业文明时,也看到国际社会最近几十年对全球化、虚拟资本主义扩张、大公司垄断、短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等方面的批评。这种批评向上追溯,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对“圈地运动”的批评,美国镀金年代之后的进步主义时代(1890-1910年)持续20年的批判与反思。最近几十年的批判则涉及到环境责任,利益相关者关系等等。观察一个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再是唯一的角度,换句话说,传统的三张财务报表是不够的,需要有第四张表去刻划公司和社会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自己建立的基本商业文明的框架是“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简单说商业文明就是以商业化的方法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福祉的实现。从微观主体看,商业文明有四个支柱:创新、行为准则、合作秩序、文化传承。我们今天总是从规模、利润的角度谈论企业,但并不太在乎规模和利润的来源是不是和这些价值相关。

  我们是有创新的公司,但并不多,所以才有“缺芯少屏”等。有人说过去没钱,投入不足,事实上,中国在多个行业包括半导体芯片投了大量的钱,芯片上前前后后有几千亿,但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所以光是砸钱,没有创新的机制和模式,是不行的。

  从行为准则或者说商德来讲,最近很多上市公司以及公司领导人爆出了各种丑闻,基本商德操守都不讲了。这方面很难说有多大进步。

  从合作秩序看,我是借用哈耶克所说的extended order的概念,我认为合作秩序的本质是信用和契约精神。但今天中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平等吗?合约兑现吗?据我了解,签完合同后还要延长账期、不付尾款、重新增长折扣等等现象很普遍。房地产发展商和建筑承包商之间,承包商平均要1.5-2年才能拿到尾款。我们的合作秩序常常是以大欺小,政府和国企拖欠民企账款的情况也很普遍。

  文化传承的问题也非常多。企业究竟要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文化?在中国真正做的好的公司不是很多。

  那么,公司为什么不好好创新?为什么不遵守商德?为什么合作秩序这么糟糕?为什么文化传承差强人意?除了内生性原因,也有外部的环境因素。我把影响商业文明发展的外部因素分为四种:制度与治理、社会与文化、自然禀赋、技术设施。我研究的主体就是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间的交叉关系。

  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对资本力量的无度扩张进行制约,也能对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进行保护。好的社会文化有助于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不同的自然禀赋和技术设施也会对微观主体的行为造成影响。

  在最近两三百年的历史上,商业文明更早是在欧美国家发展,除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我认为1776年是一个最重要的年份,奠定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底层根基。这一年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了市场机制、分工与专业化等等;这一年美国《独立宣言》发布,杰斐逊起草,富兰克林做了一点修改,比如他改用了一个词“不证自明”(self-evident),这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这一年,瓦特生产的往复式使用的大功率蒸汽机开始在工厂应用。瓦特的合伙人叫博尔顿,50元英镑上就是他们俩的头像。博尔顿做了三件事儿:第一给瓦特提供了资本,因为瓦特没有那么多资金;第二把瓦特的发明专利在议会延长了15年期限;第三告诉他蒸汽机的方向不是小功率,而是大功率往复运动的蒸汽机。这三个事情都发生在1776年,体现了经济自由非常重要,政治自由和权利保障非常重要,科技和产业的结合非常重要。

  除了以上三个外部因素,在政治、经济、科技之后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讲到的精神因素。我们的商业社会中,既得利益、互害关系、机会主义的普遍化,在本质上是和信仰、精神因素相关。

  外部四个因素,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自然禀赋,技术,怎么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规范、合作秩序以及文化传承呢?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影响关系?这是我研究的核心问题。比如从制度资本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之所以有如此的商业飞跃,是因为指令性的、相对禁锢的计划经济被打破,放活、放宽、放松,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带动了几十年的成长。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和经济自由度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的49万家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公司、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到现在1亿多,相当于市场主体200倍增长,200倍于以前的主体冒出来,创业、劳动、造富。OECD(经济合作组织)认为,20个人有1个市场经济主体,创业密度已经比较高。中国大概13个人左右就有1个市场经济主体,这在全球已经非常高。在大型经济体中,甚至有些过度了,因为创业的失败概率也很高。这就是制度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但这个变革还没有完全实现,还要全面深化改革,离真正的营商环境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距离。这就是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也就是由于干预的存在,导致如果我们用市场化/法治化、半市场化/半法治化、非市场化/非法治化等等框架分析的话,中国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市场,这是中国商业的复杂性:

  1.清水市场,看得清的市场,市场化程度很高,法治化程度也很高,要在市场上胜出的,就要靠企业家精神与现代化管理。中国当代的优秀公司都属于这样的范畴,它们贡献了消费者信任的优秀品牌。

  2.混水市场,看不懂的市场,它是一个市场,但又不完全靠市场,充满了政府调控和部门与个人的色彩,它有一定的法治化程度,但政策经常改变,微观干预非常多,例如房地产。在这样的市场上,除了靠管理,还得靠胆大,魄力。

  3.污水市场,看不惯的市场,大到、郭文贵为代表的权钱交易,横行霸道,小到假冒伪劣,它们的确是市场交易的一部分,但对市场的秩序是破坏性的。

  4.温水市场,特指需要进行改革的国企。这是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体制机制不够活,所以这些年一直要搞国企改革。如果我们的国企不是靠内生力量和创新而发展,更多靠行政性整合和价格协同,对整个国民经济弊大于利。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框架。总体来看,企业家的企业,依靠创新的品牌企业还是越来越强;国企规模很大;企业家的企业市值很高,市场还是相信企业家的企业。富豪的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很高。比如2017年1-5月,安邦人寿从1月份原保费收入852亿到5月份变成5700万,掉了千分之799,一下市场就没了。当年安邦让银行帮着卖保险属性很少的理财产品,快速崛起,为什么银行帮着卖呢?一说又是和“特殊背景”相关。

  中国有广泛的企业家精神。人人想赚钱,勤奋、敬业,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种精神很旺盛,这是好的一面。华商有家国情怀,自强不息。我们也有大家长文化,很多企业家在企业里一言九鼎。我们还有现世主义的成就驱动,不需要礼拜六、礼拜天去忏悔,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加班,因为我们认为成就是在现世的。奥古斯丁的《双城记》是两个城,我们没有另外一个城,一切都在“现世报”,然后就传给下一代。这是文化。

  这样的一种文化,对企业家行为有什么影响呢?从正面角度是爱创业,高成长;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特别喜欢搞多元化,高杠杆,他认为有机会,有条件,什么钱都要赚,现世功利主义的强烈驱动下,特别注重规模扩张。

  竞争这么残酷,大家都要冲进来,这使得行业集中度都提高和整合时期会拉长,与此同时也锤炼了中国企业在成本效率方面都能力特别强大。因为他们要在每个环节里做到极致,才能让自己存在下来。我们很多行业都是“剩”者为王,你熬到最后就胜出了。但未来行不行?我们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还是要往高价值和创新走,任正非说要学苹果,把行业价值拉升,千万不要往下压,把下面的企业都给压死。为什么中国公司在海外很多不受欢迎?因为中国企业一去就“超低空飞行”,低价把人家都给挤死。华为为什么能够起来?因为创新,高价值。华为在中国和全世界招标时价格高于诺基亚和爱立信的,经常是最高的。当然,这样的公司非常少,更多的还是行为比较短视,不注重研发,诚信度也比较差,企业传承也是传给子女,组织的建设也比较薄弱。

  中国的资源禀赋,非常正面的是市场规模和人口红利,中彩票app送88元彩金以及代际的快速变化。亚当斯密说: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效率。我的同学吴晓波去年写了一本书《水大鱼大》,讲市场规模对于企业规模的影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供应链的影响。我去浙江看方太,中山看华帝,问他们供应链是怎么构成的,发现方太的主要供应商都是在慈溪、浙江、长三角一带;而华帝的供应商基本是在珠三角一带,东莞、佛山、中山一带。可见像浙江这么大的地方,广东这么大的地方,已经可以支撑起一个独立的产业链供应体系。这就是规模的作用,我们一个省相当于国外一个国家,规模带来了分工的专业化,供应商可以专心做一个东西,效率非常高。中国的互联网创新也和人口规模相关。

  中国西高东低三级分布,有很大差异,和美国东海岸、西海岸相对均衡的布局不一样。这种自然条件,加上改革开放首先从沿海开始,造成中国的地区差异越拉越大。最早获得和国际上资源一致性条件的是沿海地区,不是人多么聪明,而是最先和国际接轨,偏远的内地接轨时间慢,发展就越来越慢,现在的这种差别就更大了。

  第一个特点是引进驱动,从新中国成立后156个苏联援助项目的引进,到70年代中国用43亿美元引进国外化工设备改进人民穿衣,再到80年代洋跃进,再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再到WTO,先进技术的引进是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二个特点是浓缩成长,我们既有工业化、信息化、互联网,又有AI,浓缩同步成长,对企业组织的变革性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有巨大的灵活性,反映灵敏,组织效率很高。

  第三个特点是从追赶到并跑,到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开始创新。最早时中国是靠成本领先,然后是效率领先,再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体验领先&模式领先,未来要靠创新领先,尤其是原始创新的领先。

  总之,中国商业文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过去的成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资源条件的一致性,同时我们有世界规模的大市场,结合我们的企业精神,造就了中国的发展。未来的方向将是品质和效益,要用世界级的标准、规范建立竞争力,要从世界规模的企业走向世界级(world-class)的企业。看世界100强的品牌(Interbrand),美国占半壁江山,美国的饮料、薯片、快餐、牙膏、刀片,也能成为500强,把这么简单的东西卖到全世界,成为这个行业的标准、品质的象征、品牌的象征,全世界的人都愿意买这个东西,这是本事。美国了不起不仅仅是高通、英特尔、英伟达、微软、谷歌这样的公司,还有大量消费品公司,这里面还有文化的因素。这是中国公司未来要升级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仍在演化之中,最终的演进方向应该是人人有产、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多元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和混合所有,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多元的,同时是平等的。是混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混合就有竞争,竞争才能使整个经济体制充满活力。

  总而言之,在很多方面,中国商业文明已经具备了内生动力、活力和世界性的创新能力。但从整体上讲,无论是从外部因素的完善和优化,还是从企业家自身的责任感,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更良好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企业真正的创新能力的形成,还存在很大差距。

  从现在起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49年全面实现复兴还有20-30年努力奋斗的过程,可能经过20-30年努力奋斗的过程以后,中国的商业文明与中国的企业创新才是真正担得起复兴的历史性定位,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和观察者,也希望更好地去理解这样的时代,并见证它未来发展的进步。

  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谢秦老师辛苦做的报告,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那四个市场有比例吗?比如清水市场是多少比例?混水市场是多少比例,污水市场有多少比例,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市场安全性?

  秦朔:我个人认为,清水市场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从很多评价和定量得出的。比如清水市场,更高的标准是社会责任意识,A股3600家上市公司中最大规模的,流动性最好的是沪深300,沪深300里披露和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的,包括环境、治理结果、社会影响等大概有80%左右的公司。

  刘志勤: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探讨商业文明和社会进步这么大题目时,这四个市场的分类是对于我们判断现在社会是否进步还是退步,商业文明发展到什么阶段是个很好的判断力。有一点应该明确,任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商业的进步乃至商业文明的进步,所谓商业文明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个孤立的行为。

  其实中国的商业文明远远超过目前世界所知的其他国家的商业文明。很多人都读过《管子》,管子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好的鼻祖,我们最近刚刚宣布的良渚古文化,里面出土的很多都离不开商业文明,中国的古代文化4000-5000年没有一段不是商业文明进步才促成我们当时社会进步,如果没有中国商业文明进步,中国5000年是不可能延续下来的,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进步实际是离不开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而中国在历史上,我们的商业文明,商业规则,商业道德实际是在历史上创造最好的,远远早于西方文明。西方的商业文明比中国的商业文明至少晚了3000年时间。

  最近200-300年,刚才秦老师讲了,在西方工业化、技术化促进商业质的变革,任何社会进步和商业变革,都是利益资源和双方资源重新分配和转化的过程,这里的商业文明是起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这里有个基础性的问题,什么叫商业?秦老师刚才没有提到,我想说商业包括哪几个方面?有商品,有商人;一定要有商业法,要有法则;一定要有商业市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商业,这四个要素各个文明构成了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很重要的基石是信用体制,没有信用,任何商业文明再发达,再互联互通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希望,任何繁荣的希望,没有商业繁荣就没有社会进步,没有社会进步商业也繁荣不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如果在这点上加深更深层次的研究,估计会对现在的年青人,对当前社会会有更大的促进。

  因为中国人目前在贸易战当中受到很大的批评,说中国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目前在西方是长期受到批判的,而中国的重商主义是和西方的重商主义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理论上,我们应该在商业文明研究上提出中国新的观点和新的理念,通过新的观点和理念的推广,西方才能了解中国商业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在这点上,我个人认为,秦老师在研究商业文明和社会进步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包括国企和民营的关系,做的很多细致的研究。当然,这里面社会调查就是更详细的工作,很多表面现象,不同于很多学者。

  中国的市场经历由混沌到清晰的过程,20年前我给到中国来的德国、瑞士的企业说过一句话:千万注意,中国的市场相当于一汪游泳池,一池碧绿的绿水,你们从欧洲来了,非常想痛苦扎到水池里游一下泳,那么你要倒霉了,扎下来发现底下根本不是水,而是油,你游不动。中国市场有很多互相制约的关系你必须搞清楚,市场关系你不搞清楚,就扎到这里来了,看着表面一片绿水就一定是清水,可以享受一番,这是任何真正负企业的企业家不会这么冒险的。

  日前在央视做了“金改十一条”节目。我补充一下,“金改十一”条是中国商业文明的一大进步,而“金改十一条”的第一条就是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内外资都可以加入,特别说了一句话“所有的债券都可以参与评级”,这句话多重要,可以从大的方面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提供更加明晰,更加可靠的商业经营模式这无论对国用国际都有好处,大家要想研究商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话,研究一下“金改十一条”,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金改十一条”进步的话,我们后面的社会会有更大的进步。

  对线:请问秦先生,我做社会组织工作,但一直在企业工作,您认为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商关系的本质应该是什么东西?

  秦朔: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里,政商关系并没有绝对一致的答案。东亚式的,拉美式的,西欧式的,包括中国的,都不是完全一样。但世界上有不少评价体系,如经济自由度指数、营商环境,等等,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也体现在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比如保护产权,尊重契约,力行法治,不在微观层面做过多干预,保持一臂之隔,保持亲清关系,等等。

  从我自己长期的大量接触,商业文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注重规范规则、可预期的程度都比较高。你要办件事情,网上下载一个单子,按照这个办,没有意外,这叫通达率。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但也有一些地方存在严重问题。寻租和官僚主义很普遍,“为人民币服务”。我们的很多产业政策,如光伏、LED、新能源等等,也存在着各地大量补贴,让一些没有专业能力的企业也进来做,觉得有利可图,最后各地的产能都出来了,一片红海,集体谬误。

  总体上来讲,政府要追根溯源去做基础性的、保护性的、有助于契约履行和预期稳定的事情,在具体的经营方面要减少干预。

  Q2:现在资本市场科创板实行注册制,我们的制度建设要规范资本市场发展。现在我们非常担心在科创板出现“假冒伪劣”公司,刚才说政商关系要清晰,资本市场怎么法治化、国际化,我们是不是考虑向德国借鉴一下他的经验,德国也不是天生这些公司产品质量都那么好的,目前德国3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8000多万人口,2300多个品牌,隐形冠军非常之多。制造强国怎么建设?我们怎么去学习?

  秦朔:我对德国写过几篇文章,包括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不是资本市场驱动的,比较多的还是间接融资,这和美国式不是很一样,德国国内市场只有这么大,30多万平方公里,8000万人口,历史上很多公司的起源都是工程师搞了一个很小的方面的发明专利,然后专业化,国际化。国际化对一个公司的品质、服务、标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中国国内的easy money太容易挣了,国内市场很大,违法成本又比较低,很多企业就习惯了机会主义。所以,在某些方面确实值得向德国学习。

  秦朔:我先简单说一下CSR(企业社会责任)、ESG(环境社会与治理)、SDG(可持续发展),我参与了深圳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联盟已经发了“义利99指数”,就是沪深300里社会价值最高的99只股票,这个指数去年12月在万得金融终端已经上线了。我认为,中国企业从被动型的、响应式的社会责任承担,到主动式的、战略式的社会责任承担,再到社会创新、社会企业这个意义上的承担,还有绿色金融等探索,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不断强化的,总体进步还是挺快的。不仅是因为《公司法》有责任要求,2008年国资委有要求所有央企都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到2012年基本全覆盖了,沪深300现在有80%左右的企业发布和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随着互联网发展,互联网公益也有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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